要通过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业服务商，推广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解决不愿转的问题。
而在西方，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连接起来，更可能形成陌生人状态下的共同体意识。实践在英文里一般翻译成Practice，这并不准确。
原因在于菲律宾是在深层次社会结构未改变的基础上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宪法颁布之前，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过去束缚妇女的陋习和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道路。也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工业。
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发现，那些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非常艰辛。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将完成现代化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不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成就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已经放开了，放开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从这套战疫体制向常规体制转变，如果不转的话，放开是无法实现的，即不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经济运行状态。
让市场主体缓过劲来，让其明年能启动得了，走上正轨。它的表现在于：一是一切以防疫为目标，行政系统主导一切，形成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一个是80年代初，一个是92年的市场化的改革。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疫情不会因放开就结束，仍需要有一套应急体系来应对。
我们要把整个战疫体制限在防疫系统，限在保障生命线，限在人道体系，这是一套应急体系。现在已经放开了，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明年人们得要过日子了，体制上需要有一些重大调整。
进入 刘守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战疫体制 市场体制 。因此，从明年来讲，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转向市场体制。其背后实际上是体制的循环，如果体制不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就畅通不了。这是我想讲的重启市场。
这套惯性首先表现在它已经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进入常规以后如何转变？另外是资源配置方式，我们整个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都是通过行政配置，这套行政配置要转向市场配置也是非常困难的。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为了某一些目标，所形成的体制特征是不一样的。中国实际上有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明年是特别类似的。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本质上是体制问题，这些体制问题既有疫情之前的，也有疫情加剧的。
像义乌的市场，我去看过，最初的市场第一个是在车站，第二个是在政府门口。这三年整个市场主体所受的损伤非常之大，如果没有市场主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活力。
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放开让人家干，市场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另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断，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合约的终止。
人类的体制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战争体制。重启市场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放开干，找不到路的，让他自己去找路，这比给他规划路要强得多。第四，畅通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包括：市场力量严重削弱。二、恢复常规体制的困难 但放开以后，要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实际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本文根据刘守英教授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年会上的发言稿整理。
第三，市场力量的恢复。还有就是利益关系，已经形成了这套战疫体制关联着很大的利益关系。
三、体制改革的方向 明年从体制来讲，必须加大改革： 第一，要防止战疫体制向经济领域的进一步蔓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的退出。
所以疫情大面积的扩散后，仍需要整个医疗和人道系统发挥作用，放开不是简单的退出，而是改变了抗疫模式。第二，现在已经形成的这套战疫体制有它的惯性。
你规范不出来他要做什么事，让他自己找生路。现在的市场主体培育是需要政府下功夫的，像江浙广东这些地方有非常多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基层应对这套体制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到后来基层已经疲于奔命，当整个疫情已经大规模不可控以后，基层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来应对了。国民经济的循环就是生产消费流通和收入的循环。
二是信号的传输靠命令，信号传输到基层以后，这套体制不允许其具有灵活性，因为它要求按命令去执行，但是这一套体制尽管没有灵活性，但基层可以消极应对。即要从战疫体系转向应急体系，但是不能把这套战疫体制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性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这三年间形成的战疫体制还是蛮强大的。
一、战疫体制的特征 战疫体制是我们在疫情三年间形成的一套体制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例如，拿当前三重压力的关键预期转弱来说，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执行和落实。
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这一《决定》不但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体制的其他方面。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概述了本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基本思路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并且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的翘翘板式运行状态。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提升自己政绩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这本旧著重印便可算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背后的思想交锋做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历史评论。
